谈起张爱玲，前人说过的话大概养活学术界两代人了吧。她的故事里的人沉溺在套锁里同时也拉着故事外的你一同跳进泥沙之中，所以我说张爱玲是善于下套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从留英华侨身份的王娇蕊，《半生缘》里顾曼桢，《色戒》中在岭南大学读书的王加芝，女主的社会身份往往已经脱离传统塑造的女性角色——执着于家庭，而拥有独立谋生的技能和经历。但即使张爱玲赋予她们女人的新的华美的袍，却依旧让她们尝尽如同被命运吞噬般、依嗜于爱情而沉沦的女人的苦。已为人妻的王娇蕊在遇到丁振宝之后陷入一场性与爱的痴恋，此时的在被男人强大理性包裹之下的丁振宝即使与娇蕊产生爱恋也定不愿取这样热烈的妻。娇蕊的痴，在于她相信丁振宝对她的爱。而同样的故事见于《半生缘》中的沈世钧和《色戒》和易先生，特务身份的易先生最终选择舍弃王佳芝，即使性情温和实在攀不上渣男的世钧也最终陷于家族使命。男人的角色以家族或职业赋予而来的强大理性外环而定，却因为不能满足于家庭和角色的需求而成为被的对象。两者在走向爱情之时彼此眼中有多光亮，爱情赋予的光环消散之后，男女主的命运走向了无端的终点与彼此路上的相互沉沦。如丁振宝般的玩女人，或如世钧般平庸，如易先生般又重新包裹自起自我默然的外表。她的小说里人物的故事就像是一层一层螺旋下沉的波纹荡起的漩涡般，又好像伊甸园中注定要偷食禁果的亚当和亚娃，又注定而被贬人间之后是应该注定走向平凡，两者又都是注定的不可推翻的。最终只能留给人一种如同命运般的沉沦感。